小舍茶馆

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适度

在2 0 世纪2 0 年代, 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政党。对任何国家而言, 这都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将卷入一场" 执政党" 与" 在野党" 的激烈斗争之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没有受这股潮流冲击, 仍然主要由" 长者" 们来把持局面。不过, 在法官任命、警员管理和教师教育三个领域地方行政机构没有自治权。一切法官均要由国家任命, 警官和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日本的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倒是警察显得更重要一些, 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日本的教师也属于国家公务员。日本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格, 全国上下每个学校在同一天授课内容都是一样的; 每天早晨每个学校都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广播的伴奏下, 做着同样的广播体操。

如果将日本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作个简要比较, 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差异并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各自的职能。特殊的经历使日本人养成了" 服从" 的习惯, 并且这种习惯已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中。只要那些" 阁下" 们还高居其位, 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心底里拥护他们的政策, 而是因为在日本, 越过等级特权的界限就是最大的错误。在政府的高层, " 公众舆论" 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政府只要得到" 国民的实际支持" 就行了。在日本人眼里, 他们认为国家几乎是至善至美的。

但是, 考虑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日本政府在提到" 各得其所" 的等级思想时还是非常谨慎的。当政府提出一项议案时, 即使这个决议本身是对全体国民都有好处的, 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时, 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进行多次深入的交谈, 并对他们的意见给予充分的重视。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独特的解决方法。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给一定的人一定的特权, 但同时又把这个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西方文化相比, 日本人对" 上级" 更加尊重、更加顺从。因而" 上级" 们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适度。日本人的座右铭就是："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

那些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 最容易发生的感慨, 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 老是碰上好事, 至于才智上的差距, 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 仅凭一篇作文, 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 一篇作文, 让他接连窜升了四级。这种好事, 对于现在的人们, 连做梦都不要想, 也想不出。然而, 且慢嫉妒, 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 第一场国文, 作文题目是" 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老兄一时兴起, 在考场上考证起" 规" 和" 矩" 的起源来, 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 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 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 恐怕也会判他跑题, 就算开恩不给零分, 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 奇迹出现了, 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 阅卷之后大喜过望, 提笔给了胡适1 0 0 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 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 所以说, 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 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 如果他按规矩做, 不跑题, 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 。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 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 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 就都没了, 那么以后" 现代孔子" 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 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 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 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 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 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 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 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 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 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 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 居然还挑三拣四, 批评学校的楼之类不够中国楼化, 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 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 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 楼变斯楼, 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 成了大牌教授, 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 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 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 授课时每逢开饭, 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钱穆和胡适的好事, 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 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 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 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 贬为差生, 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 而给他满分呢? 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 没有学历的陈寅恪, 毕竟有这种经历) ? 从清末办新学以来, 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 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 都充斥了博士, 甚至是海归的博士, 但是, 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 没有了胡适, 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 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 但是, 他最近说的一句话, 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 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 居然是一个时代! 后现代的荒诞, 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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