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茶馆

使宠物携带跳蚤或其他病毒

曾有报道：说某市的麦当劳快餐店里, 一只穿着" 唐装" 棉袄的宠物狗正站在凳子上和主人一起吃洋快餐, 引来邻座顾客的惊诧或不满。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不少人与宠物感情甚好, 几乎形影不离。带着宠物进饭店上餐桌, 与自己共享美味, 也就成了某些宠物族的愿望。那么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理? 这一事件, 在当今社会里引发了市民们的讨论：

对于把宠物带进饭店, 多数市民首先想到的字眼就是" 卫生" 。他们普遍认为, 餐具、环境等不卫生, 易造成顾客病从口入。带进饭店等用餐场所的宠物, 其健康状况无法确认, 即便是办理了宠物证和相关免疫证的, 终究与人有所分别, 万一携带某种病菌, 容易传染给其他人, 特别是抵抗力较弱的孩子。禁止带宠物进入公众场所, 主要原因是因为宠物在公众场所乱拉屎尿的现象比较严重, 立法确实有必要。但下禁令应当多层次分析才比较合理。比如饭店、餐厅等室内场所就应当禁, 像公园这类室外场所, 应改为宠物不可以随便大小便。什么动物可以在公众场所活动、什么动物不可以, 也应当具体分析。就比如, 如果带一条大狼狗到公众场所, 对公众安全就是威胁。

而从病毒传播的角度看, 如果经过检疫, 且饲养在家中的猫狗, 身上所携带的病菌并不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但如果宠物主不注意卫生, 使宠物携带跳蚤或其他病毒, 也势必影响市民健康, 因此, 政府应当更注意管理, 从发证和检疫等方面严格控制。

除了卫生, 市民担忧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安全" 。对此, 市民沈女士说了自己的一次尴尬境遇。有一次, 她与朋友在市区一家饭店聚餐, 去上厕所时, 一条小狗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 把她吓得" 哇" 一声尖叫, 这一叫把邻座的顾客也吓得不轻, 还向她投来责怪的目光。沈女士歉意之外也感到委屈：" 我并不知道有人带了条狗进来, 它突然跑出来, 真把我吓得半死。"

谁才是进化论的牺牲品呢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是有名的反面形象, 白脸。不过, 跟那些历史上同样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 他的脸之所以变白,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昏暴, 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 宠了多少心肠特坏的女人, 或者是说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类的浑话。仅仅是因为他要当皇帝, 准备了洪宪帝制以及两套龙袍, 逼前清的小皇帝溥仪让出了三大殿, 预备登基。换言之, 袁世凯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主要是因为他开历史的倒车, 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 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由此, 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 成全了历史进化论, 没有让政治的现代性的进程倒退, 也造就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复辟和倒退注定要失败。然而, 袁世凯成全了进化论, 但历史却并不如此宽宏, 多少年之后, 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发现, 即使在2 1 世纪的今天, 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皇帝, 也并没有真的从人们心中消失。于是忙着回过头来看历史, 一时间, 有关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题又热了起来, 连一向热衷于炮制皇帝戏的电视界, 也推出了《走向共和》, 让孙、袁这对冤家大放其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新作《袁氏当国》在国内出版, 应该也是回应有心人回头看的一个不小的热闹。我最早接触唐德刚的文字, 还是在1 9 8 0 年代的初期, 凑巧在一本所谓内部出版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里, 看到有唐编辑的胡适口述史。说实在的, 那口述史正文其实平平, 了无胜意, 倒是唐德刚那夹叙夹议的注释, 很是引人入胜。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 而且透着过来人似的透彻, 如老吏断狱, 往往一语揭破谜局。可惜的是, 眼下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唐氏的新作, 却如放了太多年头的腊肉, 虽然还是腊肉, 却少了一点应有的风味。

可以看得出, 作者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怀有历史学家特有的温情, 立脚处也相当中立, 没有国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场。不过, 可能是作者只是将一些随手的札记连缀成篇, 深度的思考不足; 也许是当年过多的口述史的整理, 不经意间被传主的意见所左右, 总之, 《袁氏当国》只有片段的精彩, 比如关于" 二十一条" 的交涉, 关于当年民国政府顾问古德诺, 关于国民党二次革命等等, 都还能找到唐氏当年文字的风韵, 尤其说到民国北洋时期办外交的" 专业人士" 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 真是爱煞个人。然而, 通篇看去, 这样的文字在全书中并不多见, 相反, 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 不少的武断, 甚至还有一些掺杂着大路货资料的老生常谈。

袁世凯复辟是一出悲剧, 正因为这出悲剧, 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考究其原因, 唐氏没有像西方著作那样直接点明, 但事实上列出两大理由, 一是制度设计的扞格及制度与人的冲突, 二是袁世凯本人思想境界之旧。此论固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在袁氏个人品质道德上转、围绕着" 皇帝梦" 三字做文章的窠臼, 但依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说制度问题。辛亥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美国式的总统制, 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 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先进的, 而中国学西方就要" 法乎其上" , 所以, 一上手就是大总统云云, 中国的华盛顿云云。然而, 待到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之际, 为了牵制这个枭雄, 同是这些先进分子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又将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 实际上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 , 总统和内阁之间, 加了个总理, 由总理负责领导内阁。唐氏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这种制度转换, 是革命党人想要" 虚君" , 而袁世凯根本不想做虚君, " 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 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

不错, 当时的革命党人, 的确在制度设计上欠考虑, 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有着近乎神圣的迷信, 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 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 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 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 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所以, 怪事就出来了：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 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 比如剪辫) , 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 随意改变政体。然而, 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 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 宋教仁被刺案最终跟袁世凯并没有直接联系, 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 是手下的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 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 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 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 三督之中, 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 ? 是国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 既然如此, 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 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 事实上, 第一届国会选举上国民党的大胜, 很难说一定刺激和威胁到了袁世凯的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大权在握的袁世凯, 对于国会选举, 并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干预, 一任国民党高歌猛进( 事实上, 这种干预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容易的, 后来的段祺瑞在资源远不如袁世凯的情况下, 还成功地操纵了一次" 安福国会" ) , 而且, 就当时而言, 连宋教仁自己也清楚, 就算是由国民党组阁, 当时的政体也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 总统依然是强势, 大选的胜利, 距离威胁袁大总统的宝座还远着呢。更何况, 当时的国民党诸巨头孙、黄、宋等人, 或者沉迷于修2 0 万公里铁路, 或者沉迷于宪政, 头脑里有没有夺权的概念都很难说。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国民党的" 抢班夺权" 行为刺激了袁世凯, 那么经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运作, 袁世凯不仅消弭了国民党的势力, 也消灭了原来对他的种种制度上的限制, 甚至成功地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炉上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当最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不仅是终身总统, 而且还可以传子( 指定下届总统) , 就算袁世凯是个超级的野心家, 皇帝的名位对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富有政治经验、老于世故的他, 难道看不出这里的政治风险吗? 为了一个虚名而去冒险, 像个" 当代曹操" 的作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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