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话或见过面

       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到现在的十年里, 我只换过两个单位, 而且都是杂志社, 工作的职责也都是编辑和记者。我想在这里说说我最初的作者, 他们当中有普通人, 也有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家、记者和主持人, 比如:舒婷、叶兆言、陆星儿、黄蓓佳、梁晓声, 等等。我的很多同事都很惊讶我怎么能约到那么多作家, 因为那时许多报刊杂志都在打" 名人牌" , 开出很高的稿酬来吸引各路名家, 而我所在的杂志因为身陷困境, 稿费其实低得可怜。那时, 我刚刚毕业不久, 回到边远省份广西的一家青年刊物做编辑。一开始的两个月, 其实我也走了不少弯路, 以为自己的同学也有在报社做记者的, " 逮" 两个来写几篇稿应该没问题吧。可是事实上, 杂志的稿件要求非常之高

       同学一是忙于应付工作, 二是稿件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这下, 我才开始急了, 明白不能指望同学这边了。可是, 约什么作者呢? 一次随意翻阅别的杂志时, 看到了某位作家的名字。于是心想:为什么不约他们写稿呢? 反正大家都在抢着约, 说不定我就能约上呢。于是, 我开始酝酿如何写信了。那时还没有网络, 信只能一封封地写。但这其实给了我一个好处, 就是对每一个人都可以针对他的具体情况来写约稿信。虽然我不认识这些人, 可是我知道, 跟作家文人沟通, 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话或见过面, 而是能够在精神上形成碰撞和交流。而作为自小对文学就有追求并发表过中篇小说的" 文学青年" , 我读过他们的大部分作品, 而且经常会从报刊上留意他们的创作动态, 甚至还和其中的某位有校友关系。也可以骄傲一点说, 我其实有足够的思想和话语与他们交流, 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是相通的。这一切, 都使我在写信时得心应手, 似与他们聊天或探讨一般。

       信件发出时, 我内心其实就隐隐地相信:我会收到回信, 会约到稿件的。结果真的如我所料, 一封封信来了, 一篇篇稿件也随之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写过" 七十年代末那金色的黄昏" 的李书磊称赞我的信有" 鲁迅之风" , 梁晓声对我的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舒婷不仅写来稿件, 还几次托我调查她的一本诗集被盗版的事情。我的成功不仅使我在杂志社站稳了脚跟, 而且随着业务的熟悉, 不到一年就成了杂志社的中坚力量。我当然渴望在创作上像那些大家们一样成功, 但我也知道, 不管有没有那一天, 我起码得告诉自己:不要苛求自己成为" 大家" , 但一定要有能跟" 大家" 对话的水准。那样, 你就有可能成为" 大家" 。

       法律的定义可宽可窄

       法律的定义可宽可窄。狭义的定义把法律的观念限制在由国家( 即政府) 制定的正式规范及实施这些规范的机制这一范围内。例如, 美国法社会学者唐纳德布莱克把法律定义为社会的控制。宽泛一些的法律定义, 将" 法律" 这一术语用于任何由人操纵的制定规范并把这些规范适用于行为的过程, 不论政府是不是参与。依照这个宽泛的定义, 我们甚至可以说, 一个家庭, 一个学校, 或一个俱乐部都有它的" 法律" 或" 法律制度" 。

       所谓法, 就是指归根到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反映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规定权义内容的特殊行为规范体系或制度体系。

       由此可见, 古今中外对法的界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即使在同一国家之内, 学者们对法的表述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 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很显然的:从法的外延来看, 都界定为规则、规范或制度的体系; 从内涵来看, 都界定为一定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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