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部分长38千米
法国是发达的工业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位于美、日、德之后, 居世界4 位。法国在航天、航空、核能、太阳能、汽车、铁路、武器、稀土提炼、海洋开发等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 时装和化妆品世界著名。机械制造业是法国发展最快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产值和从业人员均占全国工业的1 / 3 。汽车产量在美、日、德之后居4 位, 一半供出口。钢铁、汽车、建筑为三大支柱产业。核电设备能力、石油和石油加工技术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2 位。航空和宇航工业居世界3 位。法国工业原料不足, 国内市场不大, 因此原料和商品市场的对外依赖性较大。法国工业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和里昂地区。法国是农业大国,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政府的大量补贴, 使法国成为西欧最大的农业生产国, 最大的农业食品出口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年产酒5 9 亿千克, 葡萄酒产量居世界1 位; 甜菜产量2 9 0 0 万吨, 居欧盟第一, 世界第二; 肉类产量居世界4 位; 牛奶、小麦、玉米产量居世界5 位; 蔬菜、水果和马铃薯产量位居西欧前列。法国农产品和食品大量出口, 在外贸平衡中起重要作用。法国农业用地面积3 1 5 0 万公顷, 其中耕地面积占5 6 ％, 草地占4 1 ％, 葡萄等水果占3 ％, 农业人口1 1 8 万人, 占总劳动力的6 ％左右。
法国交通发达。全国有标准公路9 1 万千米, 还有7 0 多万千米的乡村公路。7 0 0 0 多千米高速公路和国家公路、省级公路以及乡村公路构成了欧洲最发达、最完整的公路交通网, 全国大小村庄都由公路相连。公路客运量占全部客运量的9 0 ％。公路货运量占全部货运量的5 9 ％。
法国铁路全长3 . 5 万千米, 其中1 / 3 是电气化铁路。由法国国营铁道公司经营和管理。法国在发展高速火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1 9 8 1 年第一条高速铁路巴黎至里昂线正式投入使用, 时速为2 7 0 千米。1 9 8 9 年1 2 月, 法研制成功新一代高速火车, 时速为4 8 2 . 4 千米。1 9 9 0 年5 月1 8 日, 法高速火车创造了5 1 5 . 3 千米的最高时速。法国的铁路交通以巴黎为中心, 形成由1 3 0 0 个车站组成的西欧最完整的铁路交通网。英吉利海峡隧道1 9 8 7 年1 1 月正式动工, 1 9 9 3 年全部工程竣工。隧道全长5 3 千米, 海底部分长3 8 千米。英法海底隧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欧洲大陆同英伦三岛的联系, 对法国的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
法国内河航运主要由国家经营, 内河航道8 5 6 8 千米, 其中运河航道4 6 1 3 千米。内河航道在货物运输和旅游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法国的航空运输也很发达, 各重要城市间都有航空线相连, 法国的巴黎、尼斯、马赛、里昂、里尔等城市均有重要的国际空港。法国航线总长1 0 5 万千米, 通达7 3 个国家和地区的1 8 6 个城市。主要航空公司为法航。主要机场有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和奥地利机场等。
法国建有完整的预售制度, 并与欧共体各国组成国际联营, 旅客可买到去法国各地和去西欧诸国的火车票和去世界各地的飞机票, 还可以订到法国各地及西欧各大城市的旅馆房间。
看关于" 吃大菜" 及其他
1 9 世纪后半叶的上海, 是中国变化最快的城市, 这变化, 多半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地理看法的改变, 和太平天国在长江三角洲的闹腾。打了鸦片战争, 占了香港, 并且坚持要进广州城的英国人, 后来发现真正能扼住中国脖子、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 其实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的小县城上海。他们发现并开始经营上海的时候, 运气非常好的是正好赶上了太平军进军苏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虽然当时还不够多, 但却成功地将太平军挡在了城外, 使得遭受太平军扫荡的江南富户, 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中国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 涌入上海, 托庇于西方人的门下, 不仅使西方在上海本来没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壮大起来, 而且给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上海租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 特区" , 中国的富人, 当他们从逃难的惊魂中醒过来时, 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块最适宜养生金蛋鸡的所在。于是, 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开始了, 租界从此财源滚滚。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人实际上是借助于中国人和他们的资金, 在上海建筑了自己的殖民事业。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关键的地方, 这种便宜事, 也许未必会有( 中国其他地方的租界, 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上海的) 。
上海租界虽然让西方人获利最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租界的中国人养活了租界，但他们连一丁点权力都没有），但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还是非常的巨大，这从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 年代以后，凡是到上海的人，有两件事是他们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马车。大菜就是西餐，马车是西式的四轮马车。如果到了上海而没有尝试过这两样东西，就等于白去了，会被人笑话老土。当时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费，比中餐的鱼翅席尚要贵上数倍，而且吃了之后，几乎人人都会叫苦，说是难以下咽，味同嚼蜡，但来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后继，竞相把钱扔在西餐馆里。当时人们对此的说法是：中餐吃个味，西餐吃个派。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饮食专家，恐怕也找不出来。事实上，这种“大”和“派”，背后是人们对西方的崇拜。
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折服于西方的年代，这种折服，也许在北方和内地，尽管洋人占了北京，烧了圆明园，还多少有点心气难平，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则表现得相当彻底。《点石斋画报》以吴友如为首的画匠们，比着租界的洋楼、洋人和洋玩意，把传闻中的西方介绍给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只要听说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离奇，大家总是在啧啧称奇之余按捺不住艳羡。洋，不仅意味着大、新，而且还意味着好。那时的上海，是中国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马车（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吴淞铁路的小火车），就意味着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当然，看的多了，模仿加掺和也就出来 海派文化冒头了，它意味着创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也意味模仿；意味着时髦，也意味着乱来；意味着西化，也意味着洋泾浜。总之，近代中国的进步，总免不了跟上海有关，晚清的混乱，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自从西方人选定了上海，自从西餐变成了“大菜”，中国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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