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熟悉日本的人往往会对上面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
日本人在作战时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显示了日本人性格的独特性。他们会经常说：" 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呢! " 因而, 在作战过程中他们必须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 日军指挥官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 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 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则是：" 一旦遭到鱼雷攻击, 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 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 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 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 拿到纽约去放映的。" 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 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天皇陛下的态度。虽然在日本7 0 0 余年封建统治中, 天皇不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每个平民首先最应该效忠的就是他的庄园主, 即" 大名" ; 其次, 他还要对将军和大元帅尽忠。对每个平民来说, 天皇就如同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天皇深居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 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要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 这些规章制度是由军事大元帅制定的。虽然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 天皇几乎如同不存在一样。但是天皇这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一旦被日本人接受, 就迅速成为凝聚日本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所以天皇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 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 那么, 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人往往会对上面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会比用言语诋毁天皇, 或对天皇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更刺痛日本人的心、更激起他们斗争的士气了。他们非常清楚, 日本人决不会把攻击天皇看做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一战之后, 当军国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士兵去东京的街头都要换上便服时, 日本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仍旧是那么的狂热。
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俘虏的口供中找到类似的观点。这些战俘的口供集中体现了日本军人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 几乎所有的这些战俘都不是因士气低落而主动投降的。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 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与天皇联系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在" 执行天皇的意志" , 是为了" 让天皇放心" , 并愿意" 为天皇而献身" 。他们认为：" 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旨意, 作为臣民我们只能遵守。" 然而, 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 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思想归功于天皇。对所有日本人来说, 天皇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 爱好和平的天皇" , 他们说天皇" 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 , " 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 , " 在满洲里事件时, 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 。" 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 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受到怎样的虐待。" 这一点与德国战俘完全不同。不论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 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 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极端的战争侵略政策是两回事。
" 义和团药方" 为什么会再现江湖
出一趟差回来, 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 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 消毒液也脱销了, 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 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 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 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 跟小道消息一并, 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 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 非典" 的验方, 方子念完, 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告诉他, 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放下电话, 怕记忆有误, 找出史料查了一下, 果不其然, 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 就是一百多年前, 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 杜仲五钱, 毛草五钱, 用水煎服即愈。在现在人的眼里, 上个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 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 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 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 好像很激昂, 也很神气。其实, 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 人们, 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 洋人在井里下毒, 就是其一。据说, 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 会出现瘟疫, 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 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 女的奸淫, 男的鸡奸, 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 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 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 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 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 类似的传说就在不胫而走, 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 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 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 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 教士教民被打被杀, 历史上称之为教案, 在义和团之前, 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 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 这种事其实很多) , 闹起来而闹大的, 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 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 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 但是, 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 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 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 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 慷慨激昂的冲突, 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 给人的印象是, 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 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 讹言越传越盛, 越传越玄, 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 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 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 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历史似乎在借助" 义和团药方" 告诉我们, 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 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 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 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 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 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 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 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 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 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 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 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 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 做点什么" , 有点火星, 有人刺激, 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 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 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 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 什么时候能瞒, 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 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 绕道而行, 而反其道而行, 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 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 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 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 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 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 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 在触及到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 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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