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将这两个领域划分清楚
在日本, 男人如果有钱就可以去另找情妇。日本男人不能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 那样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异常杂乱。当然, 情妇可能是那些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女子, 也可能只是一般的妓女。不管是哪种, 想找情妇的日本男人都必须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 以保证那个女人不遭遗弃并且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当那个情妇有了小孩时, 男人才可以例外地把女人接回家来。只是进门后, 这个女人不能做妾, 而只能当佣人。她生的小孩称原配夫人为" 母亲" , 也不承认与这个情妇的母子关系。可见, 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外边的" 人情世故" 是分得一清二楚的。
往往只有上流阶级才有能力供养情妇, 而多数日本男人只能偶尔与艺妓或妓女玩玩, 这种玩乐是完全公开的。日本的妻子还要为出去逍遥的丈夫梳洗打扮, 妓院也可以给妻子送账单, 妻子也理所当然地照单付款。当然, 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 但也只能自己烦恼一下罢了。一般情况下, 找艺妓的花费要比找妓女高得多, 但即使这样, 与艺妓玩乐一晚的费用只包括享受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热情款待的服务费, 并不包括与艺妓们过夜的费用。
如果想与某一艺妓进一步接近, 男的就必须先签订契约, 规定这位艺妓是他的情妇, 而他则是这位艺妓的保护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位男性魅力十足, 敲开了艺妓的芳心从而自愿献身。因为艺妓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既传统又富有挑逗性的, 充满了上层妇人们所不具有的异类情调。这些都是" 人情世故" 的事情, 是对" 忠孝" 礼仪的一种解脱。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去尽情享乐, 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将这两个领域划分清楚。
妓女都住在政府划定的烟花巷。有的人在与艺妓玩乐过后, 如果余兴未尽, 还可以再去妓院。由于妓院费用少, 没钱的人都宁愿到妓院去寻欢作乐。妓院的门口都挂着妓女的照片, 嫖客们通常毫不避讳地在众人面前对每张照片品头论足, 再做挑选。和艺妓比起来, 妓女们身分卑微, 地位低下。她们大都是因家境穷困而被迫卖给妓院, 不像艺妓那样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
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 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惟一的客人, 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妓女是受合同保护的。然而, 有时候也有一些男人在没有签订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擅自变为自己的" 情妇" , 这样的女性往往是最没有法律保障的, 她们的做法使自己不能被纳入" 家庭义务" 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的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 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 自愿情妇" 联系起来。
看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 尤其是南方农村, 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 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 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 不仅乐此不疲, 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 山已不是那座山, 河也不是那条河, 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 但毕竟族谱修了( 而且印制成册, 出版发行) , 祠堂盖了, 祖宗牌位供起来了, 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 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 言里言外, 多少有点" 沉渣泛起" 的意思, 总是习惯用" 把持" 、" 干扰" 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 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 。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 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 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 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 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 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 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 这的确是常识, 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 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 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鞭笞" 、" 沉潭" 、" 封建压迫" 之类的丑恶。应该说, 复兴之后的宗族, 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 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 只要不带偏见, 都能看到的。可是, 常识虽是常识, 让学者回归常识, 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年原来的恶评, 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 成见" 。以来, 在土地改革中, 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 也要被划为" 公堂地主" , 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 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 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 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 或者说, 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 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 恢复祖宗牌位, 轻则丢官, 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 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 四大绳索" 之说, 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 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 也革了宗族的命, 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 多半命要丢的。
1 9 3 0 年, 李立三当家, 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 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 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 丢到茅坑里, 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 都算是暴动了。看来, 基层农民党员, 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 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 最早启于" 五四" 。早期的中共领袖, 大多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五四" 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 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 我们在" 五四" 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 看到的往往是" 家族" 这个字眼, 但中国的家族, 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 是一代" 五四" 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 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 号召取消家庭, 取消名字( 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 , 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 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 五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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