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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诚”这个词有多少种特殊含义

近代以来, 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常常选择" 诚" 。在论及日本的伦理时, 大隈重信就认为" 诚" 是各种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 一切道德说教的基础都包含在" 诚" 字之中. 在日本古代语汇中, 除了" 诚" 这个词以外, 没有其他表达伦理概念的词汇。在道德方面强调" 诚" 还得到了《军人敕诏》的支持。《军人敕诏》阐述了忠、礼、勇、信、勤五条诫律, 敕诏的最后一段把五条戒律称作" 天地之间的正道, 人的伦理" , 是" 我军人的精神" , 而且认为这五条训诫之核心" 精神" 就是" 诚" 。" 如果心不诚, 那么好言好语好行为都是所谓表面文章, 一点用处也没有; 只有心诚才能万事成功。"

日语中的" 诚" 的内涵既更广泛, 又更狭窄。当日本人说某人没有诚意, 其实只是

指那个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 而日本人说某人" 诚实" 时, 其实并不一定是指根据他本人的爱憎、判断或怀疑而采取行动。他们甚至有一系列完整的谚语式表达来嘲笑西方意义上的" 坦诚" 。他们嘲笑道, " 看那只青蛙, 一张开嘴就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都亮出来了" , " 就像是石榴一张开嘴, 我们就知道它心里有些什么" 。" 暴露感情" 在日本人看来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因为这样会" 暴露" 自己。与" 坦诚" 一词有关的一系列含义, 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日本则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日本政治家经常批评英美两国没有诚意, 他们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西方各国是否确实按照其真实感受在行事。

尽管如此, " 诚" 在日本还是有其自身的积极含义的, 日本人非常重视" 诚" 这一概念的伦理作用, " 诚" 的基本含义在《四十七士物语》中有充分的解释。在这个故事里, " 诚" 是附加于" 情义" 之上的。在二战期间, 日本人在安置所中对" 诚" 这个词的使用与《四十七士物语》的用法完全一致。它清楚地表明" 诚" 的逻辑可以延伸多远, 而其含义又如何地与美国的定义相反。亲日的" 第一代移民" 对亲美的" 第二代移民" 的批评主要就是" 第二代移民" 缺乏" 诚" 。" 第一代移民" 说这话的意思是, " 第二代移民" 没有那种保持" 日本精神" 的心理素质。" 第一代移民" 的这种指责绝不是在说他们孩子的亲美态度是虚伪的。恰恰相反的是, 在" 第二代移民" 志愿加入美国军队, 主动为其第二个祖国作战时, " 第一代移民" 反而指责" 第二代移民" " 不够真诚" 。

日本人使用的" 诚" 这个词的基本含义, 是指狂热地沿着日本道德诫律和" 日本精神" 所指示的人生道路前进。在特定条件下, 不管" 诚" 这个词有多少种特殊含义, 它总是可以理解为对公认的" 日本精神" 的某个方面的称颂以及对日本道德标准的赞美。这个词大体上等同于日本人强调的各种好的德行。然而即使日本人的" 诚" 意义众多并且深受重视, 这个" 诚" 也不能简化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它既不构成日本伦理道德的" 基础" , 也没有赋予它" 灵魂"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改进, 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分散状态。道德的原则仍然是彼此之间相互保持平衡, 而各种行动本身都是善的。

也论文人的舌头之影响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 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 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 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 无论晋升还是保级, 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 那时候的张仪, 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 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 有了舌头, 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 从推荐变成考试, 但做官的人, 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 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但开会的时候, 总要说话, 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 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 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 但直接拍, 当面拍, 毕竟立竿见影, 喜笑颜开。其三是" 忽悠" , 想法让别人相信你, 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 但凡要说话, 就有风险, 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 比如朱温和朱元璋, 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 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 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 柳木怎么能做车轴, 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 危险就更大, 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 伴君如伴虎, 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 人家龙颜大怒, 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 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 做官要多磕头, 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 为了防止说错, 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 模棱" , 含含糊糊, 藏头缩尾, 到处留下活扣, 见机行事, 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 经验" , 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 大批特批, 说实在的, 其实这些招数, 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 又要让人说, 说错了就要挨整, 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 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 他偏说西, 上司说西瓜好, 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 不知有多少, 但是, 不吸取教训的, 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 给皇帝提意见的, 学名叫诤谏; 一种是自说自话, 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 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 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 在明朝之前, 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 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 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 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有在非常时期, 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 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 外戚、宦官换着专权, 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 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 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 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 闹学潮, 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 打的打, 杀的杀, 抄的抄, 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 宦官再一次专权, 这一次更厉害, 干脆做了" 立皇帝" , 士大夫又嚷了起来, 结社集会, 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 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 一直打到稀烂, 断了气。

然而, 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 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 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 所谓, " 得罪名教" 者。东汉的王充, 非孔刺孟, 由于当时法网不严, 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 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 当爹的制造孩子, 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 而子之于母, 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 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 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 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 读了几本佛经, 就混说乱道, 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 有头无尾, 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 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 行申( 不害) 、韩( 非) 之政, 但却不能说破, 偏这个李贽, 公开说申韩的好话, 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 李贽以古稀之年, 被捉将官里去, 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 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 白日见鬼, 只有吕留良、曾静案, 才是真的" 大逆不道" 。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 鼓吹反清, 虽然未必得罪名教, 但在华夷之辨上, 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 于是, 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 吕氏一族, 满门抄斩。看来, 文人最大的祸患, 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 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 天下就太平了。

不管“诚”这个词有多少种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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